2006年为贾老师的母亲祝寿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我眼中的贾平凹老师（三）

     胡宗锋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三）将母亲心葬

2007年，一个让人伤感的年份。

这一年，有几位好朋友的父母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其中就有贾平凹老师的母亲——我妻子的干妈。我有了女朋友以后，有一次去看贾老师，贾老师的妈妈说：“胡有福气，这女子长的很水灵，干脆让我认个干女儿。”我和妻子也很高兴，我妻子高兴地对贾老师说：“以后，我见了你就叫贾哥了。”贾老师说：“你不知道，给人当哥不好当哩。你干妈都把你认了，我还敢不认。”

所以，从那以后，在西安我每年都给贾老师去纳礼。有一年都正月十四了，我还没有去，中午贾老师打电话说：“你再不来纳礼，年就过完了。”我忙问：“那你说我啥时来？”（在陕西，走亲戚都要定个日子，要不你去了，亲戚家没人，而亲戚家的人也不能等半天没人来，这一点倒是有些西方化）贾老师说：“明天是十五，你上午来吧。”

贾老师母亲病危的那天晚上八点多的时候，我刚打完吊瓶回家，穆涛打电话让我赶到去陕南的高速路口去。我接到穆涛的电话后，就立即下楼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。临走时，我妻子还说你一定要告诉咱哥说没有人看娃，她走不开。

将老人家送回去的时候都已经是第二天凌晨的两点多了。老人家在家里安详地度过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三天。我清楚地记得，老人家去世的那天是个星期五，我刚好上完课，穆涛在电话上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：“今天凌晨老太太走了，你准备一下，咱们中午就往丹风赶。”

坐在开往高速路口的出租车上，我的心里很难受。三天前，我们都还觉得老人家回到故土以后，心情好，病情也就会减轻，没想到这一切来得这样突然。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出的是我在西大校园里遇到她的情景，她总是很亲切的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。泪水在不知不觉中流了下来。出租车司机是个有心人，他问我：“这么着急地赶往高速路口，是不是出了啥大事？”我回答说：“家里老人去世了。”

 穆涛的车早就在高速路口等我了，我们一行下午两点多赶到了老人家的身边。贾老师身着长子的重孝在门口带我们进去，为老人上香磕头。

贾老师的妹妹贾姐为我准备了一顶孝帽，因为我是干女婿，只能着半孝。在陕西的乡下，办老人的丧事时，人们从你着孝的样式就能看出你与老人的关系。小夏不懂问我：“你光戴个白帽子干啥，谁知道你是谁。”我说：“你碎菘不懂，人家村上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咋回事了。”

出殡的头天晚上，祭奠老人的时候，是从远房的人先开始上香、烧纸和磕头，直到最后是重孝的儿女。当司仪喊女婿上香、烧纸和磕头时，我和贾老师还在老人家的棺材跟前坐着说话。听到喊声，他推了我一把说：“该你去烧纸了。”两位姐夫着重孝，我和他们跪在一起给老人烧纸和磕头。我只戴一顶孝帽，这就是女婿和干女婿的区别。

给老人烧纸是有讲究的，既要把纸烧干净，还要不让纸灰飞起来。自从到了贾老师老家后，每遇大的场面祭奠老人家，我都是在火纸堆旁帮人烧纸。其实，我知道，这个工作一般都是由村上有身份的长者负责的。我做了，没有人说什么，因为我是戴着孝帽的，那就比村上的人更亲近了。贾老师是知道这个讲究的，我记得有一次，有人想叫我出去一下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：“胡儿不能走，他要管烧纸呢！”

我很感谢贾老师，给我这个机会，也很感谢他对我这个干兄弟的认可。更感谢他让我有机会代我妻子——老人家的干女儿最后为老人家尽一点孝心。

贾老师是名人，但他也是普通人，他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。母亲的去世，让他很难过。他为母亲跪肿了双腿，为母亲哭红了眼睛，为母亲尽到了一个长子和孝子能做到的一切。在为母亲送葬的那几天里，他的话很少，只是默默地按照村上主事人的安排做他该做的事。主事的让他跪他就跪，让他烧纸他就烧纸，让他磕头他就磕头。对于远道而来的客人和朋友，他一定会坚持将他们送到门外头。人常说“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因未到伤心处”，当母亲入殓的棺盖就要盖上时，他像一个小孩子喊妈妈那样，泪如泉涌，大声哭喊着，把两只手伸向棺中的母亲。这也许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这样当着那么多的人，哭喊着要妈妈。妈妈走了，再也不会亲切地叫“平”了。那一刻，房间里男人们呜呜的哭声真的让人的心都碎了。那一刻，孩子们将母亲深深地葬在了自己的心底。

贾老师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名人。我为有他这样的干哥而骄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