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摘要】
第一次,是在文化大革命快结束的时候,父亲因为犯了错误,被从县城打回了乡下。那天的事,我记得特别清楚。当时,我正在读初一,准备参加红卫兵,已经通过了班里的审批,准备上报学校,班里还准备让我当红卫兵的副队长。那天中午快放学的时候,我们班的红卫兵队长,把我偷偷地叫到一边说:“你的红卫兵没戏了,你爸被在全县批判大会上揪斗了。”【全文】
父亲的眼泪
我一生见过父亲两次流泪。
第一次,是在文化大革命快结束的时候,父亲因为犯了错误,被从县城打回了乡下。那天的事,我记得特别清楚。当时,我正在读初一,准备参加红卫兵,已经通过了班里的审批,准备上报学校,班里还准备让我当红卫兵的副队长。那天中午快放学的时候,我们班的红卫兵队长,把我偷偷地叫到一边说:“你的红卫兵没戏了,你爸被在全县批判大会上揪斗了。”
晚上,我从外面回来时,全家人都在爷爷的屋子里,父亲坐在爷爷的炕头,屋里的气氛很沉闷,想必是全家人都知道了父亲被打回农村的事的。父亲不是爷爷的亲儿子,是爷爷的侄子。父亲两岁多的时候便失去了双亲,爷爷那时候也不过才十二、三岁,爷爷和父亲叔侄两人可以说是相依为命。所以,爷爷结婚时,奶奶还没有我父亲的年龄大。后来,父亲也成家了,这个家开始人丁兴旺了。我有了五个姑姑,三个姐姐,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。 五个姑姑的年龄与我们几个姐弟妹的年龄相差不多,四姑比我大两岁,五姑比我小几岁,与大弟的年龄相当。当年我们家在生产队(除了已出嫁的大姑、二姑和大姐)是一个大户,共有十二个农业人口(父亲当时还在县城工作),但却没有一个全劳力,所谓的全劳力就是干一天活能挣十个工分的壮年人。当时农村人分粮食,主要看的是一个家庭全年的工分有多少,我们家每年都要欠队上的工分,而欠的工分队上会给折成钱,这就需要父亲来处理了。父亲当时的工资每月只有三十几块钱,他要吃饭,要供养六个人上学,两个高中生,两个初中生和两个小学生(当时三姑和两个弟弟还没有上学)。父亲对爷爷是很孝顺的,不管自己多么困难,爷爷的卷烟和茶叶是从来也没有断过的。他虽然在孩子们面前很严厉,但在爷爷跟前,他却永远是不会大声说一句话的。那天晚上,我走进爷爷的屋子后,听见爷爷对父亲说:“回就回来吧!在生产队挣工分比你在外工作强多了。”爷爷的安慰让父亲很感动,因为爷爷没有任何责怪父亲的意思。父亲流着泪低声说:“那就这样吧。”从此,父亲从一个吃公家饭的人,变成了一个农民。父亲第一天在队里干完活后,晚上要记工分,母亲让我拿着父亲的工分本去,当时,我觉得很难为情,毕竟我那时还小,觉得父亲从城里回到了农村是件不光彩的丢人事。我记得自己将父亲的工分本递给记分员时,我的头一直低着,但我看见记分员在父亲工分本第一页第一行上写下了十分这个数字。从那以后,我们家第一次在队上有了一个全劳力。
父亲是一个耿直和倔强的人,回到乡下后,常常得罪人。比如。有的人干活磨洋工,他就会数落人家;有人顺手牵羊拿队上的东西,别的人看见装做没看见,但他却一定要说人家。他自己干活从来就是把自己往死里挣。1979年,我考上了大学,临上学去的前一天晚上,我对父亲说:“爸,以后队里的事情你少说,谁爱干啥就干啥,你又不是队长,人家队里……”,我的话还没有说完,父亲一巴掌就把我打到在了炕头上,父亲对我吼着说:“你还没有资格教训我,你以为你上大学了,就了不起啦,你娃以后的路还长着呢!”父亲的那一巴掌,让我在上大学和大学毕业后的日子里知道了该怎样去做人。
父亲对孩子们的爱,从来都是闷在心里头的。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,班里的同学大多都有收音机,收听“美国之音”VOA (Voice of American)、“英国广播电台”BBC (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)和“北京对外广播”(Radio Peking),以便练习听力和口语。那时侯录音机还是奢侈品,没有几个人买得起,我们宿舍七个同学,只有带工资上学的老袁(我们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比我大一轮多,上学时每个月三十八元,比我父亲工作时的工资还高)在上二年级的时候买了一台砖头块似的小录音机。我多想有一台能收短波的收音机啊!但我知道家里很艰难,很难拿得出三四十块钱来,每天晚上,我都是跟在别人的旁边听英语广播。我把自己的心思给家里写了封信。三个月后,家里来信让我回趟家,说父亲为我买了一台收音机让我回来取。那时候交通不便,再加上是冬天下雪,从西安回到家里时天都已经黑了。见到我,父亲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袋子,取出一个纸盒子,从纸盒子里取出一个塑料带子包着的崭新的带天线的收音机。他对我说:“我让人专门给你看了,这个最好,五十七快钱,你可一定要好好学啊!”我从父亲手中接过收音机的时候,看见父亲的双手全是好象刀割的伤口,几乎没有一块没伤的地方。后来,我才知道,父亲为给我买收音机,跟着队里的年轻人去南山割了趟竹子。割竹子在当时是一件极其苦的差事,我们那儿的人实在没办法时才去干这活。而干这种活的一般都是年轻小伙子,父亲是求人家带着他去的,因为人家害怕带着父亲是个累赘,队上带他去的小伙子感慨说:“这老汉,干起活来就不要命了,比我们小伙还厉害。”后来算帐的时候,父亲竟然比同去的小伙子还挣的多。而那一年,父亲已过了知天命之年。这就是父亲,一个永远把对孩子的关心与爱闷在心里头的关中男人。父亲的所作所为正如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说的那样:人类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:富人与穷人都同样爱自己的孩子。(Here all mankind is equal: rich and poor alike, they love their children.)
我第二次看见父亲流泪是他老人家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。
在我们为父亲“搭桥”后的第二天上午,父亲的生命走到了尽头。上午十一点半的时候,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。大姐说:“人不能老(去世)在炕上,那样不吉利。”于是,我们要把穿戴整齐的父亲挪到棺材的尘板(棺材盖下面封口的板子)上,让他老人家在尘板上咽下最后一口气。当我们几个人将父亲往尘板上挪时,一直静静地、安详地躺着的父亲,眼角里的泪水无声的流个不停,大弟不停地为父亲擦着眼泪。那一刻,我什么也说不出来,我想说的话,/ 被我的泪水阻挡,/我每说一个字,/ 我的泪水就哽住我的咽喉。(莎士比亚)What I should say / My tears gainsay; for every word I speak / Ye see, I drink the water of mine eyes (Shakespeare)
上午十二点整,父亲安详地走完了他在人世的最后一段里程。
我们几个孩子的哭声回荡在村子里的上空。哭声告诉所有的人:
我爸不在了。